我一直认为，科技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，但无法改善人类本身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，纵容和助长了我们的某些“恶习”，比如Google让我们更加懒于记忆，Twitter让我们越来越难以长时间专注。但科技对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，却是圆润而深刻的。
今天，社会化媒体的技术使我们可以用很低的成本，和一大群真实的人通过某种或多种网络服务连接在一起，近乎实时的交流新闻、八卦、知识、个人动态等几乎任何类型的信息，十年前，这样的情况还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，人们通过Email、IM和小规模的人保持沟通。远不能象今天这样直观的感受到自己正身处一张巨大的“网络”之中。
信息只要流动起来，就会产生某种力量，有效流动的规模和效率也决定着这种力量的大小。
这种力量可能体现在商业上：
Twitter在海外已经被大量企业作为营销的利器，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对企业的影响不小。至于被反复渲染的例子已经举不胜举，比如Dell利用Twitter赚了200万美元的收入，恐怕背后带来的好处还远不止200万这么简单。
还有那个卖鞋的家伙Zappos，在Twitter上也算是赚足了口碑，今年初刚刚被Amazon收购。另外，还有一些更生动的例子，一个AT&T的客户在Twitter上抱怨了几句，半天内，AT&T的大叔就主动抱着工具箱来修理了等等。这些都被认为是企业通过微博这种平台，跟客户实现零距离沟通的经典案例。（摘自曹增辉的微博营销的肝火）
也可能体现在政治上：
所以我说，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态。很简单，你戴一个很好的手表，大家手机都有拍照的功能，给你拍个照片上网了，说这个人是国家公务员，是个某某领导，凭他工资怎么能戴一个几十万的手表呢？网上开始搜，一搜你祖宗十八代都搜出来了，你老婆在干什么，你儿子在干什么，最后得出结论——贪官。
这个结论可麻烦了，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凭块表告贪官，市委书记看了可能说声无稽之谈。现在老百姓只要在网络上形成一个观点，说你是贪官，你的麻烦就来了。不要以为你的市委书记不查你，老百姓就会放过你了。不会的。老百姓开始说，这个人是贪官，为什么他们市委书记不查他，开始把市委书记又要搜，这个市委书记是干什么的，一搜两搜，发现这两个家伙原来在一起做过事。这个市委书记一看不能搜我呀，还是搜他吧，查他。（笑）所以市委马上就决定立案调查，老百姓好不查我啊。一查果然不错，贪官。现在人不经查啊。（笑，掌声）
有网络之后，你要害人也很容易，我们开会的时候，你买一包很好的烟给他，两百块钱一包，他进来开会坐到这里，把烟送过去，再拍个照片，又上网了。你一个国家公务员你怎么能抽这么好的烟呢？一查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，贪官。前不久一个检察长开部好车，网上一查麻烦了，又有贪官之嫌。所以有了网络，它马上会把一个“细枝末节”变成一个公共事件。（摘自于建嵘的演讲：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）
研究社会化媒体，就是学习如何避免这种力量对自己造成伤害，并尽量驾驭这种力量的方法。
这个Blog，是我的学习笔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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